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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务头子康泽罪大恶极抓获以后因何未予枪毙?军衔不高身份特殊

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:2022-01-25 点击数:

  1948年7月17日,中野名将王近山统一指挥的我军各部刚刚解放襄樊,就接到了野司转来的西柏坡急电:“速将康泽送往华北,并派可靠武装,加镣铐押送”!在解放战争中后期,俘虏一个中将绥靖区司令官,已经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,为什么军委对抓获康泽如此重视呢?因为康泽的政治地位非常特殊,这厮当时是“中常委”。

  换句话说,康泽的军队级别在俘虏中并不出众,当时的蒋军已经是“中将多如狗,少将满地走”的状态,但是作为老蒋早期的嫡系、复兴社创办人之一(总社书记)、三青团的实际把控者,黄埔三期的康泽在蒋军将领中的政治地位是非常之高的。1947年3月,康泽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、立法委员,举个例子,即便是老蒋的心腹爱将王耀武,康泽的黄埔三期同学,也不过是个中央委员而已。

  所以康泽必然进入“高级战犯”名单,既是军队高级将领、又是党团骨干、还是曾经的特务头子,这样的高级战犯轻易是不会枪毙的,因为在宣传上、政治上、历史问题调查中均有较大作用,所以我党的政策都是以关押、改造、学习和交代为主。如果你不能理解康泽的政治级别有多高,不妨看一下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数据统计:

  在功德林关押的200多名高级俘虏中,仅有中央委员四人、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一人,而其中的“中常委委员”仅有康泽一人!在被关押初期,康泽也因此牛叉得不行,一副瞧不起其他战犯的模样,就因为他有这个政治资本。而实际上,其他带兵的战犯也根本瞧不上他,认为他根本不会打仗,就是个紧紧依附老蒋的、特务头子。

  那么康泽既然是黄埔毕业生,为什么没有像王耀武、方先觉一样始终领兵作战呢?无它,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履历,即在黄埔三期毕业后的1925年底,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,不仅与我党不少高级干部曾经同学,而且在校期间主要学习的是政治和组织工作。所以1927年7月回国后,立即被分配到“中央党务学校”工作,从此成为“”和特务分子。

  这个中央党务学校是陈立夫、戴季陶等人创办的,所以康泽是黄埔生中的另类,他这个特务头子跟军统一直关系不大,反而跟中统的关系更近一些。正基于此,康泽在早期是深得老蒋信任的,因为黄埔生大多是武夫,会舞文弄墨并且擅长政工组织的人不多,1928年成为老蒋的少校侍从参谋,1929年3月被老蒋指定为“党代会”候补代表,年仅26岁。

  康泽为老蒋可谓是鞍前马后,1931年老蒋第二次下野之前筹组“复兴社”,康泽与贺衷寒、桂永清等人便是筹建骨干,他把在苏联学来的东西都用上了,复兴社的框架结构和纪律条例,均由康泽亲自执笔完成。复兴社首批40多人当中,康泽的排名非常靠前,这个老蒋的亲信组织设有“干事会”和七个直属处,包括什么组织处、宣传处和特务处等等。

  众所周知,复兴社特务处正是“军统”的前身,而康泽差一点就成为这个处的处长,老蒋最初的属意人选就是他,并且亲自面谈。但是康泽认为自己擅长的是宣传和组织工作,对特务专业不够门清,选择了组织处处长一职,而特务处处长,老蒋最终选择了黄埔六期肄业的戴笠,但是从这一段历史,很清楚地看出康泽在老蒋心目中的分量,早期肯定是在戴笠之上的。

  康泽在宣传上非常卖力,所以到了1937年被任命为总社书记,直到1938年4月复兴社正式解散。在此期间,康泽的罪恶行径达到高峰,那就是为了配合蒋军对苏区的围剿,提议组建了“南昌行营别动总队”,这个别动总队是蒋系第一个正规特务武装,主要由中央军校“驻赣暑期研究班”的学员组成,以研究班主任康泽为总队长。

  别动总队是略高于团级的建制,总共下设三个大队(营级),每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,每个中队下设三个分队,每个分队下设三个区队,每个区队的额定编制为17人,总计2000余人。这个别动总队不仅人员都是军官或者特务,装备也非常精良,队员都是长短枪各一支,每个分队装备一挺轻机枪,队员装束为灰布军装灰色绑腿,黑鞋黑袜黑皮带,很有模仿纳粹“冲锋队”的意思。

  这个别动总队的任务是什么呢?就是配合蒋系正规军“清剿苏区”和恢复反动统治,在蒋军占领苏区某地后,康泽率领别动队采取清查户口、编组保甲、训练壮丁等形式,疯狂迫害红军家属、农村干部和游击队员,用来血洗苏区。从1933年10月到1935年,大批苏区群众被别动队杀害或者判处徒刑,期间别动总队还与红军游击队作战300余次,因此罪行堪称罄竹难书。

  1937年老蒋又筹组“三青团”,以争取青年加入到反动阵营,康泽是三青团“中央临时干事会”24名干事之一,跟陈立夫、陈诚等共同在名单上,并且兼任组织处处长。其后康泽逐渐掌握了三青团的实权,在中央常务干事兼组织处处长的位置上稳坐七年之久,然而当老蒋有意让小蒋来接手三青团时,不识时务的康泽不肯交权,终于被一脚踢出重庆派去国外“考察”。

  1947年2月康泽回国,老蒋曾面许东北行营新闻处长、北平行营新闻处长的职务,康泽皆不接受,因为这些单位都归“国防部新闻局”管理,他看不上新闻局长邓文仪。直到1947年11月,才被任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,这是隶属于武汉行营的机构,当时还是“后方”,下辖鄂西北、豫西南、陕东南和川东北的一大片地区,管理三个专区和十几个县,绥区司令完全就是个土皇帝,所以康泽痛痛快快地就去了。

  万万没想到,这一去“土皇帝”没做几天,就成为了中原野战军的俘虏,其实康泽也不会打仗,让他带兵就是个笑话,他只是没想到,我军会这么快就攻击襄樊地区罢了。搞笑的是,康泽兵败被俘后,南京中央社还公开宣布:“康司令官在襄樊作战中业已殉难”,人民解放军没杀他,南京当局先宣判他挂了。

  1956年,毛主席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中指出:“连被俘的宣统皇帝、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,不杀他们,不是没有可杀之罪,而是杀了不利。不杀头,就要给饭吃,对一起反革命分子,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,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,这样做,对人民事业、对国际影响,都有好处”。这段话,也就提出了对康泽等人的基本政策,进而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。

  由于学习和改造的情况良好,康泽于1963年4月9日第四批被特赦,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,期间回忆撰写了《复兴社缘起》、《三青团成立的经过》等文章,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。他在功德林里面写得交代材料之多,可谓首屈一指,各类材料总计3000余件,稿子摞起来有5尺多高,所以康泽又被戏称为“功德林的材料库”,不杀确有不杀的道理。